性侵家暴自杀，那些我认识的被拐卖妇女
我出生并成长于苏南一个离县城二十公里的小村庄。因为靠着省道，并且离以前的乡政府只有五百米，因此算不上特别偏远。如果以我小时候生活的老家为圆心，以一百米为半径画一个圆的话，这个小小的区域里，就至少有6位被拐卖来的女性。
插画师：凉皮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我会叫她们姆姆、婶婶或者嫂子。她们之中年龄最大的应该有七十多岁了，年轻一些的有三十岁到五十多岁不等。年纪最大的来自苏北，年纪轻一些的则来自云南、贵州等地区。
那时村里像我一般大的小孩都不懂什么叫做“被拐卖妇女”，最初的感受来自称呼和语言的不同。
父母辈之间会互相称呼略去姓的名字或者小名，但对有些人的称呼会不一样，她们通常会被叫做江北佬、贵州佬、云南佬……有些小孩子就会跟着大人称呼她们为江北佬姆姆、云南佬婶婶。对于乡间长大的孩子来说，这种不一样的称呼有着矛盾而神奇的意义。最初，你不明白那些称呼代表什么。后来，你明白那指一个遥远的地方。而在大人们的言谈中，那是一个穷的不能再穷的地方。
另一个不同是她们说着不一样的语言。除了极少数年轻的婶婶或嫂子学会了本地的方言，绝大多数被拐卖来的女性都保留着浓重的外地口音。大人们会在背地里嘲笑她们愚笨，在此地生活了这么多年，居然学不会本地方言。二三十年前，本地的生活也很贫乏，本地的妇女也有婚姻不自由，生活受到束缚等种种不如意，但是在这些女人面前，她们竟也有一些身为本地人的“优越感”。小孩子不懂得什么叫做歧视，却也是势利的，会从大人的腔调、语气中觉察出异样和轻贱，竟也沾染了大人的“本地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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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岁那年，突然听到村里的长辈们都在议论什么事情，原来是隔壁的贵州姆姆丢下大儿子，带着小女儿跑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隔壁那个和蔼却有着浓重口音的姆姆当年是被人贩子拐卖过来，一千多块卖给隔壁伯伯的。伯伯是个软弱善良的男人，一时手足无措，找亲兄弟哭诉，结果被兄长狠狠训斥，骂他没用，连个女人都管不住，责怪他平时不多“收拾收拾”，还给她攒够了车费，“平日里应该一分钱都不给她管才对。”
要知道那年她已经成为我的姆姆十二年了。后来，伯伯全家出动，四处寻找，最终把姆姆找了回来。找回来后，姆姆有没有挨打，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听说姆姆不识字，山高路远，也不知道如何回家。她的贵州口音又很重，一向路人打听路线，便暴露了行踪。
姆姆从1982年身无分文到此地，一直希望回趟家，却不能如愿。一直到二十多年后，她的儿子长大成人，才第一次带她辗转火车、汽车、拖拉机加步行回家探亲。那以后过了几年，她把自家的两个侄女也叫过来，“嫁”到了她的“夫家”村里人，她则作为娘家人收了些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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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姆姆便一直在村里生活，三十多年过去了，她依然乡音未改。我后来觉得，其实她不是学不会，只是不愿意改口吧。学习语言不就是这样，如果学习者不认同，没有主动意愿学习，甚至从内心是抗拒的，那么即便沉浸在目标语言环境中几十年，也是无用。
比邻而居，她一直对我非常慈爱，我也很尊敬她，一直以来也是称呼她姆姆，在我看来，她和别的姆姆并无差别，甚至比她的妯娌们更加善良。但我总觉得她对我微笑的神态之下，总有些疏离。如今，身处异乡的我，代入她的身份去回忆体验她所处环境，虽然那个村庄于我是熟悉的家园，于她却是永远融不进的TA乡，这样想来，小时候我感受到的她那些令人深刻的游离的神态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像我妈妈这样只是嫁入邻村的本地媳妇尚且有不适应，何况她违背自己意愿，千山万水地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面对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的丈夫、充满歧视的乡邻、身无分文的处境，让她如何愿意主动融入这个地方呢？
插画师：Mun
乡间无新闻。现代媒体上再耸人听闻的事件，在乡间也不过是家务事，鲜有可能引起外界关注。
我上高中那年暑假，离我家不远的老邻居家的媳妇一尸两命死了。
她是二婚过来嫁给了老邻居的光棍儿子，我见过两次，人非常和善，长得也眉清目秀的。但是这家的公公趁儿子外出打工期间，经常打骂儿媳妇。她死的那天正当盛夏，已有八个月身孕，公公却因些琐事对她拳打脚踢，还按在地上拿烧火棍打。她实在无法忍受，一气之下喝了剧毒农药。等乡邻发现，拿板车推到医院已经晚了。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这个见面总是笑嘻嘻，对小孩子很和蔼的伯伯在我眼中变得丑陋不堪，令人愤怒。
许是因为这个家暴事件，那之后，离我家不远的一个云南嫂子逃走了。我对她的记忆很深刻，因为她长着一对龅牙，也因此饱受乡邻讥笑，说她“吃西瓜不用勺子”。
云南嫂子的婆婆也是从苏北农村被拐卖来的，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属于那种反应有些迟钝，从来双手一背，到处晃荡傻笑，万事不管的人，本地是不会有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所以到三十几岁他还讨不到老婆。他父亲便花两千多块从人贩子手里买来了这个媳妇。
在这个家里公公、丈夫一起打她是常态。他们打被拐来的妇女的基本逻辑是：不“收拾”不行。刚开始一定要打骂、严管、不给钱，等生了孩子就自然老实了。后来云南嫂子生了一个女儿，但是那个男人一身蛮力，游手好闲，打起老婆来依然毫不含糊。女儿出生后也不管不顾，全家唯一的来源是政府低保。
或许是日子实在穷得揭不开锅，或许是被家暴得人生无望，她终于逃走了，留下只有几岁的女儿没带走。后来听说她又改嫁去了稍远一些的村子，日子仍然非常清苦，想把女儿带走但是却没办法。那个小女孩我以前上学回乡的时候偶尔会碰到，每次见到心中总有一股悲悯愤懑。
插画师：阿狸博士
前些年，我竟听闻她死在了村前的水库里。说是因为晚上在家玩手机，被奶奶斥责浪费电，出了家门便没回去。 彼时，她在县城里读职业高中，只是放假回家。彼时，关于乡间留守儿童遭乡邻强奸的新闻开始见诸报端。
我问妈妈：“她有没有遭人侵犯？派出所有没有介入调查？”妈妈说：“有可能的吧，可怜的女孩啊，只听说她经常夜晚出门，夜不归宿，即使有什么说出来对她名声也不好，派出所来看过就让收尸下葬了。”
可叹他爸听说后竟连看都没去看一眼，依旧背着手笑嘻嘻地站在村头。别人问他：“你女儿死了你不难过啊？”他还傻笑着答：“难过什么啊，死了好，早死早投胎。”
插画师：苏丹
2015年，全国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853件、判处刑罚1362人，与2012年审结1918件、判处刑罚2801人相比，下降50%以上；2016年1-11月，全国法院审结618件，判处刑罚1107人。这些数据可能只是受害人数量的冰山一角。
2016年上半年，贾平凹的小说《极花》和他的一番评论把"拐卖妇女"的话题推向了公众视野。每当“拐卖妇女”的新闻爆出来，或许能引起大众一时的关注，但是在这个信息快速到令人麻木的时代，类似的事件始终逃不过在满足大众的猎奇欲望之后，便销声匿迹的命运。
然而，这些发生在农村的惨剧，并不表明农村人就是穷凶极恶的，我所了解的TA们大多淳朴、善良，但是TA们（包括女人们自己）何以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丑恶视而不见，对女性的苦难如此麻木不仁？在媒体口诛笔伐以及学术界用各种理论术语探讨之前，我更希望人们怀着同理之心，耐心地揭开“被拐卖妇女”这个标签，去听一听这些鲜活的女性故事。
在我们所看到的文学作品中以及现有的法律中，“被拐卖妇女”总是被作为受害人和犯罪客体对待，似乎她们是一群离我们很遥远的群体，然而我却认为她们绝不是TA者，她们也正是我们。对农村“被拐卖妇女”的揭露，绝对不应该变成“都市文明人”对“落后农村人”的鞭挞，而是应该关注女性本身，从性别、阶级、伦理、公共政策、法律各个方面去揭露农村女性困境，并反思人类社会所有女性所受的性别压迫。
作为一个在农村出生长大的女性，我觉得我有责任写出我所遇到的那些有血有肉的人们的故事，写出这些被媒体、被人们选择性忽略或遗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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